长期以来，国外总有一些人罔顾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实，妄称北方草原文化自成一体、独立发展、与中华文化无关，进而鼓噪所谓的“内亚史观”等谬论。本文着重梳理北方草原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以正视听。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草原上的马群。新华社记者马金瑞摄
（一）北方草原文化在萌芽、诞生阶段就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业已证明，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蒙古高原特别是南部边缘地区的人群多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狩猎，并开始大量驯化动物。这一时期，这些地方与中原的诸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陶器图案较为相似，学界普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汇甚至交流。
▲彩陶盖瓮，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图片来源：澎湃网）
位于蒙古高原南部边缘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遗址，是揭示中国北方地区从原始农业向游牧转变过程的关键遗址。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即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该遗址与中原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朱开沟遗址前两期以农耕为主，第三期则开始出现了较为发达的畜牧业。进入青铜时代之后，随着动物驯化、畜牧业技术的不断积累，以及气候逐渐向干冷期转变，在距今约3500—3300年左右的第五期，这一地区已初步形成游牧或至少是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此后，游牧经济逐步向外扩散，广泛分布于自然条件适宜的地区。
▲朱开沟遗址出土陶杯、陶盉。（图片来源：鄂尔多斯市地情网）
此外，朱开沟遗址早期明显受到龙山文化的影响。在其相当于早商时期的第五期，出现了部分二里冈上层文化因素，这与此时当地附近受到商文化巨大影响、甚至可能有商人移民至此的情况是一致的。
对蒙古高原乃至更北地区的其他考古也证实，这一时期存在大量华北居民北迁的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史记·匈奴列传》中关于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或许是有相当根据的。
（二）北方草原文化兴起之后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北方草原文化兴起之后，仍然受到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由于匈奴等早期游牧群体“毋文书”“毋城郭”（“毋”通“无”，没有）、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比较简单，因此他们需要来自中原的人力物力修建城池、完善制度。
即便到了唐朝时期，著名的“阙特勤碑”等石碑都是由中原提供石料和工匠。
▲阙特勤碑是突厥与唐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存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图片来源：民族文化宫）
在文字方面，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文字属于汉字的派生字。920年，契丹人在汉人的帮助之下，结合契丹语语言规律创制契丹大字。有些契丹大字直接借用汉字的形、音、义，有些则部分借用汉字的形、义，有些只是借用汉字字形或改造汉字字形。
虽然学界对于契丹小字的创制过程还有争议，但普遍认为其在字形等方面仍然受到汉字的广泛影响。
在草原上影响较大、被多个民族借鉴的回鹘文也是受到汉字书写形式的影响采用了竖写的方式。
▲吉林省博物院藏契丹文八角铜镜。（图片来源：中国吉林网）
在天文历法方面，源自中原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很早就被游牧民族广泛使用。《周书·宇文护传》就记载了鲜卑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记录：“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草原先民也吸收了中原的“四灵”概念，只不过后来多用狮子取代白虎。这些观念习俗至今仍有影响。
在衣食住行方面，草原的人们除了广泛使用来自中原的布料外，还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莲花、牡丹花、鸳鸯图、龙凤、双狮、麒麟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图案。唐朝时期在中原大规模兴起的饮茶习俗也很快传播到草原。
契丹贵族还发展出了颇为繁复的饮茶礼仪。据苏辙《和子瞻煎茶》中“盐酪椒姜夸满口”的描写，可知当时的契丹人已在茶中加入鲜奶、盐等物，形成了今日游牧民族常喝的奶茶。而“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这一流传至今的俗语，更反映出茶早已成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出土备饮图局部。（图片来源：澎湃网）
事实上，不仅《匈奴歌》《敕勒川》等富有草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依赖中原典籍才得以传世，就连草原地区的早期历史与风土人情，也大多凭借中原史料的记载才为后人所了解。
在关于蒙古高原古代历史的记载中，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史料“具有完备性和精确性”，是研究中“必需的史料”。在蒙古发动西征后，也是当时还隔着金朝的南宋最早留下了关于蒙古人的系统文字记载。
（三）北方草原文化进入繁盛阶段后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蒙古族的兴起标志着北方草原文化进入了又一个繁盛阶段。而其兴起，本身就与广泛吸收中原文化有关。金哀宗曾指出，蒙古军队能屡屡取胜，正是得益于大量吸收了中原技术。
无论是哈拉和林还是元上都，其修建以及日常运行，无不依赖来自中原的人力物力支持。事实上，即便在通常被认为坚持草原旧俗的蒙哥身边，也有着如刘太平等汉人亲信。
此时的蒙古上层普遍见识过欧亚大陆多种文化，但正是由于中原文化有着强大吸引力，忽必烈选择吸收中原的仁政思想，并广纳中原贤才，进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混一南北，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局面。
▲忽必烈与其汉人谋士姚枢（左）。（图片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继承制度一度比较粗放，贵族之间常因继位问题互相攻伐。因此一些蒙古上层为了减少冲突，就试图借助中原的儒学来推广礼制。这也是孔子在元朝获得“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崇高加封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北方游牧民族一开始缺乏在首领在世时就明确指定继承人的制度。介于此，蒙古人就音译汉语的“太子”，用“鸿台吉”称呼皇太子、以“台吉”称呼其他皇子，后渐成一般贵族称呼，并被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沿用。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诏令天下建立孔庙，以时祭祀。图为江苏沛县孔庙内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图片来源：沛县博物馆）
元代之后，中原文化对草原仍有深刻影响。例如，后金出兵蒙古后，获得一枚元顺帝北遁时携带至草原的“制诰之宝”玉玺，被认为是历代中国王朝的传国玉玺。其真实性虽有争议，却曾引发草原上诸多势力为之激烈争夺，皇太极亦对其极为重视。这正是中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观念在草原地区的延续与影响。
从明代开始，北方草原上陆续修建的诸多城池、庙宇等也大多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如俺答汗除了时常向明朝中央政府请求提供佛像、经文、蟒缎外，还在模仿中原城池风格的归化城修建过程中多次求援，明朝中央政府也由此赐名“归化城”。
▲归化城模型。（图片来源：呼和浩特归化城展示馆）
文学艺术方面则更为突出。如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就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所采用的章回本这一形式就源自中原的话本小说，骑着枣骝神驹的格斯尔也与骑着赤兔马的关羽形象颇为类似。
赤峰市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有一座始建于1776年的格斯尔庙，当地民众每逢农历五月十三日祭祀格斯尔，而这一天正是中原民间祭祀关羽的日子。
乌力格尔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蒙古族曲艺说书形式，其本意即为“说书”。该艺术最初的故事来源多为中原的历史演义小说，后虽出现蒙古族文人的原创或再创作品，但仍带有很强的中原文化色彩。例如，他们创作的《唐五传》由于取材于唐朝故事且带有鲜明的章回小说色彩，一度被误认为是由中原小说翻译而来。
▲精彩的乌力格尔表演。（图片来源：内蒙古新闻网）
19世纪末的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就曾指出，当时的蒙古族对中原历史十分熟悉。事实上，尹湛纳希除了将《红楼梦》和《中庸》译成蒙古文外，其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等小说也明显带有模仿《红楼梦》的痕迹。
总言之，北方草原文化自萌芽之初，就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至现代，两者更是实现了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融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的北疆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
因此，那些将北方草原文化视为自成一体、独立发展、与中华文化无关的论调，并非历史的真相，而是有损于北疆稳定与文化传承的错误观念，必须加以澄清和摒弃。
【作者简介：王奇昌，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区域国别研究实验室（试点）研究员。本文系内蒙古社科基金2024年度高质量发展专项“内蒙古社会科学领域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研究”（2024EY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