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中，藏有一幅出土于中国西夏黑水城遗址的宋金时期精刻版画《义勇武安王位》。在这幅被俄国“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所盗掘的版画中，关羽端坐正中，凤目炯炯有神，美髯飘逸，面容威严；三名勇将分别握剑、擎旗、持刀伫立于其身后，前两侧护兵守卫各一。
关羽是三国时期自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走出的蜀汉名将。历史典籍中虽未有关羽生前涉足河西走廊及漠北之地的直接记载，但有趣的是，关羽却是河西走廊的“名人”——这里分布的无数关帝庙，正是他凭借忠义底色“打下”的“不动产基业”。
▲自河西走廊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宋金时代《义勇武安王位》版画。（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
（一）关公在河西走廊上庞大的“不动产基业
河西走廊上的关帝庙，始建不详，但元代已有修缮。
据清代《甘州府志》记载，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关帝庙“一在城南四十里暖泉堡外。元至正元年，承事郎山丹州达鲁花赤上间美建”。《重修关帝庙碑记》中亦有记载：“张掖之有关帝庙也，在元至正间，创始脱脱丞相。”
“达鲁花赤”是元代地方监治官，脱脱（1314—1356年）则是元末名臣，可见元代朝廷对修建关帝庙的重视。
那么，河西走廊上究竟分布有多少关帝庙？
我们不妨从古人的记述中去一探究竟。
明清以来，得益于官方对关羽的加封、边疆治理政策及移民屯田的推动，关公信仰更多传入河西走廊，并形成了关帝庙“上至闹市、下至狭乡”的星罗棋布之势。
▲[清光绪]《洪北江全集》之《更生斋文甲集》卷三中的《长流水关神武庙碑记》。（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清嘉庆初年，洪亮吉遭贬流放伊犁途经河西走廊，在其《更生斋文甲集》中记载道：从嘉峪关一路走到伊犁惠远城，东西相距六千多里，沿途经过的镇子、堡子、哨所，人烟多的地方也就百来户人家，少的只有十来户，甚至六七户；但不管村子多小，都必定会有一座庙，而庙里必定会供奉关公。当时的河西走廊作为西行出关必经之地，域内关帝庙自然不在少数。
例如在嘉峪关，关帝庙原称“武安王庙”，明代中期修建，因明神宗万历帝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后改称“关帝庙”。
而据清乾隆时期的《五凉全志校注》记载，武威、镇番（今民勤）、永昌、古浪、平番（今永登）五县，建有关帝庙宇共25处；其中，平番县10个堡寨中，有9个建有关帝庙。
▲嘉峪关关帝庙。（图片来源：“今日嘉峪关”微信公众号）
（二）关公信仰传入河西走廊的三条路径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要冲，既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道，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通道。关公信仰能突破地域与族群的界限在此落地生根、庙宇林立，是因为关公形象中蕴含的秩序与团结理念，契合了河西走廊各民族对稳定共处的共同追求。
具体来看，关公信仰在河西走廊的传播发展，主要依靠三条路径。
首先是军政开路。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在西北屯垦戍边、设立卫所、推行教化，关公作为“忠义勇武”的象征被官方大力推崇和建庙祭祀。因而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上的关帝庙营建、重修工作中，军政官员主持、参与比重极高。
明代甘肃巡抚胡汝霖在《关帝庙碑记》中写道，面对蒙古俺答部自北方率众盘踞西海（青海湖一带）威胁河西，他向关公祈祷护佑此地，不负天子重托：“神其相之，俾保乂兹土，无辱天子之宠命。”
清入关前就已推崇关公，《清史稿》中多处记载：“关圣帝君清初都盛京”“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自是出征班师祭纛以为常，时旗纛附祀关帝庙也。”由此可推断，清廷在西北驻防的八旗营、绿营亦祀关公。
与此同时，历代戍边将士将关公奉为“战神”，修庙祭祀，祈求庇佑，也为关公信仰传入河西走廊打开了局面。
▲元青白釉关公夜读像。（图片来源：“岳西县文物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
其次是移民徙居。有明一代，卫所军事防御体系的设立，催生了以戍边兵民为主体的军事型社区。清代屯田、兴修水利继续移民河西。乾隆二十四年起，朝廷在河西、新疆等地区纷纷实行“募民实边”政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后，在迁入地修建关帝庙以寄托对故土思念，逐渐形成了以关帝庙维系社群秩序的传统。
第三是商帮传入。据《甘州府志》载，甘州府张掖附郭关帝庙“一在城南门大街，坐西向东，雍正八年，山西客民赵世贵、赵继禹、张朝枢等建”。晋陕商帮穿梭于河西走廊之上，视关羽为“武财神”，沿道多修建山陕会馆，馆内设关帝殿。由此一来，关公既成为民间“财神”，又“兼任”商业行规、度量衡、纠纷仲裁“公证人”。
▲张掖山西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馆内关帝庙是晋商以关公精神凝聚商帮、规范行商的力证。（图片来源：“张掖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三）圆融共生，用“忠义”解除藩篱
关公信仰能在河西走廊获得各民族的共同认可，根源在于其精神内核与各民族的价值观念高度契合。历代帝王对其不断加封，也是源于关公是忠、义、仁、勇、礼、智、信的象征。
关公文化以其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特征圆融三教。在儒家，他与孔子并祀，并称“文武二圣”，配享武庙，以“春秋大义”扶纲常；在佛家，他是在玉泉山显圣并受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教化后的护法“伽蓝菩萨”；在道家，他是掌雷部、镇魔妖的关圣帝君。
西北民族地区的关帝庙，多坐落于藏、汉传佛教寺院等相距不远之处，这与历史上各民族混杂融居格局有关。扎根河西走廊之后，关帝庙的建筑、装饰与祭祀活动，逐渐吸纳了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
▲张掖大佛寺藏存的清代《关圣帝君》雕版。（图片来源：“张掖大佛寺景区”微信公众号）
在建筑上，关帝庙的大殿虽多采用汉式传统的单檐或重檐歇山顶斗拱、抹角梁架样式结构，前设卷棚抱厦，形成“前轩后殿”的纵深礼制空间；但庙宇殿廊下的木雕、砖雕等装饰工艺上则吸收了藏族、土族、回族等民族的民间技艺；一些关帝庙采用经幡加以装饰。
祭祀供奉上，酥油灯、藏式香炉、哈达的使用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
▲西北民族地区用经幡装饰的关帝庙。（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文化习俗上，土族的“纳顿节”面具舞中包含有《三国演义》改编剧目，如《关公》等；年俗活动时，关公神像还会被供奉于村庙神轿顶部，与二郎神一同参与游神；在关帝诞辰、春节等节庆期间举行庙会、社火活动时，汉、藏、土、裕固、回等各族群众以直接参与、围观喝彩等形式共享共乐。
▲土族纳顿面具中的关公面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关公品格中的忠以立规、义以结盟、仁以安众、勇以慑恶、信以通货等特质，就像榫钉一样，与各民族基于伦理道德和行为契约形成的“卯槽”严丝合缝，牢牢嵌合。各民族同胞都在关公这里找到了共同的寄托。
关公文化联结了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西域，多民族记忆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识，缔造了各民族文化共用、情感共振、身份共建的生活实践场域，关公信仰在映射出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生共享实景的同时，也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融史实写进了河西走廊的日日夜夜。
（作者简介：张海群，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