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日碧力戈 | 中华民族北疆文化

纳日碧力戈,教育部长江学者,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院长,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象征人类学。

一、定位中华民族北疆文化

中华民族北疆文化涵盖内蒙古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涉及党建文化、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3年7月5日审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北疆文化”: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着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充分挖掘和生动展现内蒙古大地上的厚重历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品牌,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1]。

这里的中华民族北疆文化主要指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兼及其相邻区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山西、河北)和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的文化。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东西在东经126°04′和东经97°12′之间,横跨经度28°52′;南北在北纬37°24′和北纬53°23′之间。全区总面积118.3万平方千米,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2.3%,北部同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4200千米。

截至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共辖12个地级行政区,包括9个地级市、3个盟,分别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有23个市辖区、11个县级市、17个县、49个旗、3个自治旗(合计10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从大窑文化到红山文化,从汉、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女真、蒙古族,诸多民族和文化、多元语言和文化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交融共生,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既“三足鼎立”、特色发展,也互动互构、交融并进。内蒙古东部是西辽河文明的核心区域,匈奴、东胡、鲜卑、契丹、奚、女真、蒙古族、满族等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和森林民族在这里起源、发展,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区域,为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又一个实证根据。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各民族不断交融、组合与重组的最终结果,而且在思想上也形成了不断强化的认同趋势;自秦汉以来,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是主流[2]25。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具有“三统一”特性,即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3],那么,中华民族北疆文化也不例外,同样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中国之大、之煌、之丰、之强,离不开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开拓辽阔疆土、创造灿烂文化、培育伟大精神。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包括北疆各族人民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在延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交融成为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守望互助,情感相依,不断铸牢共同体意识。

二、“动”与“定”,“有墙”与“无墙”

中华文化属于复合型文化,其核心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统一[3]。

北疆牧业生活依靠大自然的程度较高,需要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顺应多于改造,“协商”多于“掠夺”,因此,移动轮牧、休养生息十分重要。游牧民族对于“春营盘”“夏营盘”“秋营盘”“冬营盘”都有不同的词汇,采用四季轮牧的方式从事畜牧业,如蒙古语的qaburjiya(春营盘)、jusalang(夏营盘)、namurjiya(秋营盘)、ebüljiye(冬营盘);“敖特尔”(otor)反映逐牧水草的游牧生产方式[4]。牧业生活注重“动”,隐喻“没有墙的文化”。北方草原的“无墙文化”具有突出的畜牧业生产特征,尤其是五畜名称独立构成一个语义场,与动物学分类有所区别。五畜包括马、牛、骆驼、绵羊、山羊,猪狗不包括在家畜中。

中原农耕生活注重“定”。那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合雨养农业,生活取向是“四世同堂”,隐喻“有墙的文化”。“有墙文化”以农事为主,相关农业词汇极其丰富,以元代《农桑辑要》为例,该书内容选自古代至元代的农书,共7卷,包括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十部分,涉及各种作物的栽培和家畜、家禽的饲养。仅以其中部分作物名称为例:谷、大小麦、水稻、黍穄、粱秫、大豆、小豆、豌豆、荞麦、胡麻、苎麻、木棉[6]6-7……瓜菜果实的名称也有很多。

另举“有墙文化”的“國”字为例:其本义是“邦国”“封邑”“城国”,从字形上看,四周有墙,“一”表示土地,“戈”表示武装保卫。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何尊,其上铭刻“宅兹中國”[7]1515-1524。这个最早出现的“中国”是地理概念,强调空间上的中央位置。有专家考证周代金文,认为“國”与“或”相通,指“城邑”[8]211-212。可以确定,古代“國”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比照起来,蒙古文的“国”有三:oron,ulus,gurun。oron本义表示“进入”;ulus本义表示“人们”;gurun是满文借词,其本义表示“部族”。这也是中原之国有“墙”、北方少数民族之国无“墙”的隐喻。《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行国”,游动之国也,可以喻指“进入”之国、无墙之国,与有墙之国、定居之国形成对照。

农耕人口讲人居安定、筑墙固边,牧业人口讲迁移流动、开放进入,二者结合,培育出广大稳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思维定式和历史逻辑。农耕与牧业兼而有之,南北互动取其中,这是大中国得以延绵不断、薪火相传、血脉赓续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即便是农耕文化,也存在南北各自的特色: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方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9]4。

西辽河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手工业技术在形制方面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扇形、梯形等,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发现了石城址遗存。在红山文化系列中,大量出现龙的“形体”和形象,如蜷体玉龙、石龙、陶器彩绘鳞纹、筒形罐鳞纹浮雕图案,在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发现了用红褐色石块堆摆成的龙形堆塑,“整体造型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10]114-115。这些可以和中国上古传说时代的龙文化对接起来,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又一个实证。起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礼俗,先是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后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长期的“规定性影响”。商周之后,由于环境气候变化①,西辽河地区由农耕转向畜牧,出现了北牧南耕并存的局面,但是以畜牧为主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都是“崇龙的民族”,“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认同感”,这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绵延不断、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秘密所在,也是古代中国虽有南北对峙、族际战争却并没有最终出现大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11]16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体现在农耕与游牧的对撞冲突和交往交流总要服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

游牧文明有刚强的开放性,农耕文明有圆融的牢固性,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居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文明之间长期交往交流、相互成就、融为一体,这也许能部分解释中国疆域为何如此辽阔、民族人口为何如此众多、自然资源为何如此丰富、伟大文明为何如此悠久辉煌。

三、中外互动取其中

“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9]6自西方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建设现代国家成为全球奏鸣曲,不仅不能充耳不闻,还要争当演奏家、指挥家。

盖尔纳认为,工业革命需要民族主义,需要建设民族国家;现代性使民族国家成为关乎生死的必需——拥有民族国家者才能入局,没有的只能出局[12]。民族主义要求“政治单元”和“民族单元”相互一致,因为“同族同文”者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②。然而,即便是在欧美,政治单元和民族单元也没有完全重合,一族一国只能是一厢情愿。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简称“五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解答了为什么中国不必走一族一国的血与火之路。

如果说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将无数陌生面孔抛向城市,充满异化,带来差距,两极分化,那么,中国虽然有“哭喊着走向现代化”的经历,但她的内生动力和内在理路不可忽视,而且一直在起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3]。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带来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4]。

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互为条件、彼此成就,结合成为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是全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表述,是思想上“由二生三”的辩证发展,是中西互动、执两用中的智慧阐发,当然也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显示出守正创新的现代活力和远大前景。

中华民族北疆文化自古在跨族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形成,在今天扮演着向北开放文化桥头堡的作用,要利用好、不浪费过去的优秀传统,创新发展当下的优势,在中外互动中执两用中,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贡献。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中华民族北疆文化

文化有“形”、有“神”,“形”“神”以关联二者的“气”相互贯通、彼此成就。如果说“形”是质料、元素,“气”是关联活动,“神”就是起到引领作用的理路、结构。古人说“形”“气”“神”“一失其位,三者皆衰矣”,阐明了个中要害。就眼下的中华民族北疆文化来说,人们对其“形”有足够重视,对其“神”也有了解,只是对于二者如何相互关联、其关联的具体路径,缺乏必要的认知。此外,对于中华民族北疆文化如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生关联,也缺乏较深层次上的必要的认知。具体的民族文化,有形有感,融入社会记忆,嵌入身体习惯;但它们会上升为认知和认同,自觉与不自觉,都要上升。形感何以能够上升为认知和认同?这离不开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在隐喻上相当于上面提到的“形”“气”“神”之“气”,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将形感和认知、认同关联起来,就如同“气”将“形”和“神”关联起来。只要“气通”,“形多”并不与“神一”“相害”,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要素,也是中华文化守正创新发展的动力。

北疆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这种认知和认同要以具体的物感物觉为基础,要有血有肉,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抽象的理路,而是有根据的升华、有支撑的意识。将中华民族北疆文化深深嵌入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各族人民要达成和支撑这样的认知,需要有各民族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致认同。各民族的形感文化各具特色、丰富多彩,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不仅不会影响得到升华、超越形质的高层共同体认同,还会作为要素和动力起到推动这样的共同体认同的作用。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不能浪费这样的要素和动力,要积极引导、善于转化、智慧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是建设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其中的“两个基地”涉及能源和农畜产品,是国家建设、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保障。丰衣足食是美好生活最稳固的基础。我们的认知和认同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没有物质保障,没有物质的根基,就谈不上正确的认知与认同。当然也需要指出,物质基础一定要和认知认同挂钩,否则会失去物质与精神结合的重要意义。没有物质与精神的交融贯通,中华民族北疆文化就不能得到全面呈现,更不能得到守正创新的创造性阐释。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有物质的一面,也有认知认同的一面,更离不开社会活动和创新实践。

以北疆文化建设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仅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结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近代以来,北疆文化不仅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革命文化的浸润,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得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极大丰富,并因此而得到极大创新发展。

1923年北京蒙藏学校复学,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入学,李大钊和他领导的中国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积极开展工作、培养干部,云泽等人经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党组织秘密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在蒙藏学校成立,多松年任书记,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成为北京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15]80-83。1925年4月28日,多松年、云泽、奎璧等主办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第一期在蒙藏学校出版,以汉文、蒙古文两种文字题写刊名,其办刊宗旨是“结合内蒙古的实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5]95。1925年,在国共合作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和包头建立四个工作委员会,开展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全国解放时期,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斗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取得了内蒙古革命的伟大胜利。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书写的革命历史不能被遗忘,我们对在革命斗争和抗日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加以继承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央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培养少数民族科技人才、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决定建立包头钢铁公司(简称包钢)。1949年12月,政务院重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钢铁会议决定把包头列为“关内新建钢铁中心”之一;1953年11月,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成立,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担任委员;1954年5月2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包头钢铁公司设计计划任务书;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提到内蒙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的建设。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亲临包头,“为庆祝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包钢建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家从开始就注意落实民族政策,关心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包钢建设初期,自治区有计划地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参与领导工作,同时招收少数民族职工。1956年,包钢党委制定了《1957—1966年需要少数民族干部和工人的初步计划》和《蒙古族技术工人培养计划》。

包钢钢铁研究所所长、蒙古族高级工程师阿日棍曾与其他技术人员通力合作,借鉴国外资料,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高炉铁口无水炮泥,攻克了高炉铁口使用寿命短的技术难关。到1959年底,少数民族职工有2100多人,蒙古族职工759人,一部分担任了包钢的重要技术领导职务。1963年的一次统计,在包钢553名蒙古族职工中,干部194人,工人359人,干部比例占到35%,工程师有3人,技术员20人,工人技术等级:1—2级103人, 3—4级157人, 5级以上109人。

随着包钢生产建设的发展,包钢以蒙古族为主的民族职工队伍基本形成,从各行各业培养成为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钢铁工业管理干部及科研人员,民族职工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6]136。

包钢建设自始至终得到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和支援。1953年9月,国家给包头筹备处分配了第一批大专毕业生40名,还有应届中专毕业生32名,至此筹备处已有职工581人,其中147人来自北京。1958年,包头钢铁公司冶金研究所成立,人员由鞍钢中央试验室调来的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1961年,陆续有60名技术人员从北京钢铁研究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调入该研究所[16]125,127-128。

从全国齐心协力建包钢到各族人民共建航天城,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政治、文教卫生等全面发展、日新月异,到伊利、蒙牛、蒙草等现代企业的蓬勃兴起,北疆文化中的现代科技元素丰富多彩、位列前沿、前程远大。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创新建设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高质量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国家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五、讨论

在久远的过去,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具备物质基础,形成了初步形貌,但是其认知认同并没有与这个物质基础和初步形貌发生关联。但是,随着时代推进、情势变化、格局发展,共同体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共同体的认知认同也明确起来,完成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过渡。费孝通先生这样解释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8]17

南北互动、东西横贯是历史中国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基本走向,“动”“定”结合、南北取中体现了“兼和相济”的中国智慧。中华民族北疆文化的活力和可持续性,来自各族人民的相互认同、互交互融和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华文化和北疆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这样解释:在认知层面上,中华民族北疆文化最开始以自在的方式形成和发展,后来在中华民族整体对外抗争、交流、互动中,自在的中华民族北疆文化逐渐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北疆文化,进入新时代后更加自信自强,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活态赓续,走向未来。认同中华民族北疆文化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心理支撑和情感支持,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也因此能够更加持久稳定,从而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和最突出的奋斗目标。

继承发展中华民族北疆文化可以聚焦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文化共同性认知的前提,要促进基层各民族彼此认同、双向认同[17],共同铸牢高层中华民族认同。没有基层各民族彼此认同、双向认同,高层中华民族认同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坚固的基层认同的支撑。

第二,在认同层面上,坚定不移地将北疆文化和中华文化贯通起来、铸入进去,坚定不移地将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来继承发展,光光交彻,美美与共,多元一体。

第三,在实践层面上,要不断创造条件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北疆文化和其他中华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借鉴、相互熔铸,以“家族相似”的方式形成不可分割的横向连续体。

第四,在对外交往交流中继承发展中华民族北疆文化。中华文化的特色只有在与非中华文化的对照中才能得以清晰凸显,没有比较就没有特色,没有对外交流就没有文化自觉。

第五,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继承发展中华民族北疆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立足点、推动力、大方向,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4]。

注 释:

① “北方的沙壤易开垦,所以其社会发展较早、较快。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这一带的地力也最先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也早,所以在红山文化之后,农区变为牧区,社会急速衰败了。”参见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赵汀阳、王星选编,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86页。

② 许多学者不同意盖氏理论,指出四个缺陷:没有细分英国式、德国—意大利式、殖民地式和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类型;忽视感情;没有关注战争和政治的作用;在许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成员互利共生,和平共处——世界上的民族有2000多个,国家只有200多个,一个国家必然要包容多个民族。参见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3—56页。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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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秉琦.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M]. 赵汀阳, 王星, 选编.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3] 吴团英. 从草原文化视角看中华文化的构成及其演进模式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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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22-10-25)[2023-09-02].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1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 人民日报,2023-06-03 (001).

[15] 郝维民, 主编. 内蒙古革命史 [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7.

[16] 武月清. 包头钢铁公司的创建与技术创新(1953—1965)[D]. 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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