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对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把握历史、弘扬历史和发挥历史的作用等，都有许多重要论述。在2024年9月27日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坚持“两个结合”的成功经验，用五个“历史充分证明”来强调历史和历史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其中，他特别指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各民族秉持“天下大同”理念和“大一统”观念，恪守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信念。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为一体的历史，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
本文关注的“三交”史，即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从学科上讲，它属于历史学科中的专门史、中华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范畴；从学理上讲，它建构了中华民族从多元一体格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因此“三交”史编纂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本文所探讨的“三大体系”，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构建我国自主的“三大体系”，显得尤为紧要和迫切。关于如何构建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此前有学者进行过相关讨论，但尚待深入系统论证。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关于“各民族信念相同”的内容，以及笔者正在组织的国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情况进行思考。笔者认为，以“三交”史编纂的视角、框架与理论方法等为契机，积极探索加快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一、“三交”史的多维视角研究，
搭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体系
各民族信念相同，共同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如何充分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故事和智慧，从而“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是“三交”史编纂的重要任务和目标。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考察时同样指出，“承德见证了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历史时刻，汉藏满蒙等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印记。我们的祖先在中华民族的进步过程中、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政治智慧、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要深入了解。”这些重要时刻、历史印记以及祖先的政治智慧和做过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既是“三交”历史事实，也是“三交”史料文献。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记载和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悠远的修史、存史、用史和治史传统，由此不断形成丰富而完整的史料体系。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充分挖掘、整理和研究史料，才能进行扎实的历史研究，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维视角研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因而当前在“三交”史编纂中，转换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相关史料，挖掘体现统一性和共同性的“三交”史料，对构建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可以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史学研究是通过拼接史料“碎片”来完成的，史学求真、求实的基本要求，又对“碎片”提出体系化的要求。“史料体系”是在对史料进行真实性考察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体系化的价值，包括史料的丰富度、多元性、连续性和互证关系。丰富度是史学“孤证不立”的实证要求，多元性与连续性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在史料上的体现，互证是史料的关联度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以多重证据进行史学证实的要求。“三交”史研究重视分析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关系，包括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史料，所以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多向度、跨学科的多维视角研究。
中国传统文献主要以经、史、子、集四类来划分，与“三交”史研究关系最直接的是史部文献，诸如正史、政书、方志等不同的史料类型，其有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载的价值虽不尽相同，但各有可取之处，还可以互相印证。“子”部文献记载的是中国传统诸子百家的思想和文化，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晚清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与传统社会不太一样，其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诸如档案公文、报刊资料、论文著作、文集、日记、书信、回忆录、史料汇编、社会调查资料和民间文献（如碑刻、家谱、契约文书）等，都是“三交”史料体系的重要组成。
除传统的汉籍文献之外，其他民族的古籍文献同样很重要，多语种合璧文献尤其能证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通过转换视角再审视少数民族相关古籍中的内容，如存世较为丰富的蒙古文、满文、藏文和西夏文等语言文献，能证实中华“大一统”思想在这些文献中早已有之，也能生动地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充分利用各民族历史文献中重要的“三交”内容，能揭示少数民族同胞同样是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例如有学者研究现代维吾尔族语言中隐藏着的中上古汉语遗传密码，发现汉维对应关系词中音义一样的约有775个。又如，学者们在探究“土司”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代官方正史最早的时间时，发现辽宁省档案馆藏《明太祖实录》写本文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该刊本当是汉文、蒙古文的互译文献，或是满文与汉文回译的产物，它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构建中的文化交融。
考古类史料（如出土文献、文物资料和考古报告等）以及种类极其丰富的民间文献（如碑刻资料、家谱、契约文书和民间谚语歌谣等），都是“三交”史料体系的组成部分。2020年1月13日，国家文物局通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西藏的4项重要考古成果，这些成果实证了青藏高原史前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再如，中央民族大学考古团队在新疆莫尔寺近年的考古发现，同样实证了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与传播的历史，揭示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特点，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家谱文书同样可以揭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学者利用家谱资料研究指出，明清时期以后生活于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回族同胞在修撰本家族的族谱时，已经努力把对自我的认识融入对国家、大一统观念、主流文化的认识之中，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信念相同”。当然，从史学实证的要求来看，民间文献、田野资料要经过严格的时间判断和史实考辨，尤其需要文献互证才可以采信，所以史料的体系化显得格外重要。
“三交”史研究的多维视角，推进了“三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学术热点，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史料体系。换言之，“三交”史料体系的内容是丰富的，类型是多样的，史料关系是多层次的，这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三交”史研究的四个维度，构建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主体结构
话语体系是一套科学、严密、有逻辑性的概念表达体系，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呈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主体内容以及传播路径等的系统性表达，它强调的是知识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基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当前已成为学者们越来越普遍的共识。
正在进行的“三交”史研究，是以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主要领域为框架来构建的。“三交”史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之间存在着互为保障、互相促进的内在关系，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主体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政治共同体，在传统的“大一统”和“天下一家”等各民族相同的信念影响下，通过制度设计和关系调整，实现各民族在政治上团结统一，表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有了政治共同体作为保障，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初步的交往、不断的交流中，统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形成经济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的依赖性和统一性持续增强；有了政治和经济作为基础，各民族群体的社会性流动逐步增强，情感上相互亲近，感情逐步加深，社会共同体不断扩大和凝聚；作为文化共同体，多元文化既共享了各民族构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文化，又将不同民族所特有的语言、宗教、风俗与艺术等交融汇聚于一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共同体既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结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最稳定、最持久的力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得到了切实的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维度，贯穿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自觉到自强的发展全过程，实证了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历史的必然过程。
正是基于从“三交”史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叙述和阐释，2021年启动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在确定“三交”史写作原则、“三交”史料汇编分类时，就是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维度来展开的。用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进行构建，也同样呈现在2023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教材之中。
《概论》共有十六讲内容，前两讲的内容重在阐释全书的理论，一是陈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二是阐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解释了为什么以“三交”史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概论》从第三讲到第十五讲，按历史演进、传统的王朝断代，来分别叙述和揭示中华民族的起源、华夏共同体的演进，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大交融、空前繁荣、内聚发展、大统合、巩固壮大和格局底定，以及近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独立解放、中华民族新纪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内容。每一讲大体都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来布局内容。如第五讲秦汉时期的内容分别为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形成统一经济体系、重塑社会生活和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第六讲魏晋南北朝的内容分别为政权并立与政制趋同、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社会变迁中的结构重组、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第十讲明朝的内容分别为巩固统一政治格局、农商并举的经济形态、疏通华夷的社会风貌、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等。各节下各目的内容是进一步挖掘能体现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史料，它们共同呈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关系史的风貌，体现了“各民族信念相同”的基本特征。
《概论》通过“三交”史叙事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写作方式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有学者认为，《概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奠基之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其出版是我国民族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填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国家统编教材的空白。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以“三交”史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探索，认为《概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紧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量级成果”。事实证明，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秉持共同的“大一统”理念，以“三交”史编纂为契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是可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以历史的逻辑连用五个“历史充分证明”，来说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等“五相”。这“五相”的五个层面，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在血脉、信念、文化、经济和情感上的密切关系，与“三交”史编纂的四个维度也是整体上一致的。
三、“三交”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索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在谈及如何做好具体工作时，他提到了已列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要求推进这两个工程的编写工作，同时要“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教材，做好文物古籍发掘、整理、利用工作”。构建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建构工作，一定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建成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历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从历史的规律看，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交流是民族交往内容的拓展和程度的深化，交融是由长期交往交流形成的持续过程和稳定状态。交往是形式和基础，交流是内容及拓展，交融是本质与结果。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政治一体、经济来往、社会流动和文化交融等基本问题，使“三交”史编纂能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的重要实践。
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还要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的历史观有清晰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要予以回应和批判。近年涉及中华民族历史的错误史观，如“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和“赞米亚”学说等，既不能客观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又以“去中国化”的态度，按西方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来加以评判；其看不到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在“大一统”思想和“天下大同”理念的影响下，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也看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整体特征，忽视了中华文明所呈现的五个突出特性，而这些恰恰是构建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最坚实的学理和哲理基础。
“各民族信念相同”，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可以证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文明共生，统一包容，不断增进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2024年10月9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研究院”撰写的《文明交融论——基于突出特性与价值立场的中华文明新主张》发布，该报告序言中援引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该报告所持的“文明交融论”，也为本文探讨的通过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从中华文明的形成、交流和发展角度，正确认识和理解不同类型文明之间不断融聚的关系，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大体系”等主张，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以“三交”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抓手，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和持续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揭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事实证明是可行的，也有待更多的同行在道理、学理和哲理上进行更扎实、更丰富和更完善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