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推动中外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构建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悠久历史相呼应的强大话语体系，形成了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蕴含有熔铸了民族血液的厚重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核，既是理论范畴又是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形成，离不开有效的教育和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有感有形有效的培育活动，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树立每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成员意识，进一步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通常，意识的形成是有阶段性的：在获得清晰而明确的思想形式之前，往往潜在地以文化习俗、生活实践等历史积淀的形式存在。以这些历史积淀为基础，经由恰当的教育和实践引导，意识才会觉醒，获得清晰而明确的思想形式。意识的铸牢又常常就建立在这种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从潜在的意识积淀、到意识觉醒、再到意识铸牢，这个积累过程虽然漫长，但一经形成，就能在无意识本能层面形塑和强化民族意识。因此，这里所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非局限于学校教育领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整体性问题，是运用好教育这一基础性、先导性手段，面向个体、家庭、社会，从物质、制度、精神等多层面、多维度构建处处是课堂、时时被熏陶、人人受教育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立体式教育机制，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觉、认知、理解、意识和行为实践的养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内容十分丰富、载体十分广泛，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如何抓住重点，纲举目张，这是值得重点研究的课题。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与方式，有学者提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也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中华文化为土壤，滋养着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审美情趣、思想信念、知识体系”，等等。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促进新时代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将民族因素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就是“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给予西藏特殊关怀，并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对新时代西藏民族工作的深刻洞察和根本引领。在这一基本路线之下，如何通过教育铸牢西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新时代西藏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层面、不同面向上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内涵和复杂表现形式，注重从政治与命运、历史与文化、观念与习俗、审美与风尚、语言与交往等多重基本向度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第一重向度：政治与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民族实体逐渐与政治实体密不可分，二者利益高度趋同，最终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与命运共同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既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政治共同体——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组织的产物——激发了对共同族性的信仰。”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同族性的生成离不开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社会成员对当下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的拥护、认可和支持程度，是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政治与命运共同体包含国家意志、政治制度、治理体系、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等范畴，关系国家政治安全、领导体制、社会制度等重大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其他层面共同体意识问题的根本前提。统一政体的建立显然在民族共同体情感和最终具有内聚力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加强我国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思想根基，也是全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着力点和根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藏时指出：“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要教育各族人民坚定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道路，锚定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强大的物质力量”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则体现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56个民族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自觉认同自觉维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决拥护。我们加强政治与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要基于新的理论视角，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爱国主义的当代主题与时代内涵，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爱国主义精神最能考验一个民族凝聚力、战斗力，也最能浸润一个共同体的历史成色。在西藏，要充分挖掘和宣传“廓尔喀之役”“江孜宗山保卫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卓嘎央宗姐妹放牧巡边”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当代戍边英雄们的英勇事迹，一代代雪域儿女保家卫国的光荣爱国主义精神，推动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多元一体”的丰富内涵，使“56个民族是基本层次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是高级层次的民族意识”深入人心，并以“中华儿女”的集体身份和“血浓于水”的民族血脉，赋予各族人民强烈且历久弥新的民族荣誉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令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强大政治凝聚力和感召力。具体而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推动西藏各项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光辉实践，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感悟到党的英明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的朴素道理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化为一种集体身份与尊严，成为一个能够紧紧聚合各族人民所能感知、所持价值和所要致之于一体的政治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
第二重向度：历史与文化共同体意识。除了政治性意识之外，民族生成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的准则、价值、记忆、象征”等文化、历史维度也是民族共同体意识极为重要的内容。民族共同体发源于历史发展中生成的共同的血缘纽带，并在相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价值追求、文化氛围的积淀中形成了具有高度共同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塑造着全体成员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标识。文化推动历史，历史积淀文化。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共同文化、相近传统的民族来说，这种共同性塑造和强化了同一性的文化身份，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民族成员会潜移默化地淡化其个体自我生成意识，并无形中强化了具有“我们感”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存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不断积淀逐渐生成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充分印证了我国民族与国家建构的强大凝聚力不仅来源于国家的政治力量，更来源于56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历史与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厚重的共同体内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和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其文化本质而言，即是以‘共同体’为依托而对中华民族所进行的持续文化塑造，其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共在生存智慧的价值自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总体性文化聚合力的价值诉求。”这就说明，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直接决定着“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构建力。深厚且坚实的文化纽带升华了各民族的价值认同，并塑造出基本的中华民族生成体系和聚合模式。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从中华文化中深度挖掘和整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共通的精神价值表达、共享的超稳定社会生活结构，从更宏大的历史格局和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上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们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主体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就会认识到各族群众是中华民族史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史的创造者。正是经过长期交往交流和不断融合，各民族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铸就了以历史文化共同体为内核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群众意识的独特性在实践中扬弃为普遍性后，融汇成民族生活的集体意识，以合力的方式推动了历史发展，凝聚成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形成集体性的生产生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藏时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生物学的大量研究结果，充分印证出自远古以来西藏与中原地区和其他民族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与交融，而且处于相互生成的关系。近年来发现的日喀则康马玛不错遗址、阿里切热遗址、札达格布赛鲁遗址、当雄墓地，以及较早发现的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和藏北细石器遗址，无不都印证了西藏与同时期的长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阿里噶尔县出土的“王侯铭文”和茶马古道、凉州会盟等历史遗址，都充分印证了西藏的历史发展始终贯穿了与其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特别是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开启了汉藏血脉亲情的纪元。正是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西藏历史文化刻上了鲜明的中华历史文化烙印，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历史文化成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聚合体，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加强历史与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要大力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史发展史教育，感知和提炼其中蕴含的深层次的中华文化精神，以强大的中华文化自信，让穿越5000年的中华文化成为各族群众的情感归属，激扬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性，激活习而未察又深入生活的共同文化意识，激发优秀且具超越性的共同文化基因，激励一点一滴超越个体小意识，形成民族大意识，巩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与文化根脉。
第三重向度：观念与习俗共同体意识。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从无意识产生、有感觉认知、有意识强化的过程，是个体和集体、自我与他者相互产生共鸣、共情、渗透，进而不断强化认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感觉认知、情感态度以及行为习惯与群体逐渐趋于基本一致，对共同体意识产生双向奔赴的联动效益。这种集体认同一旦形成，个体便会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强化共同体意识。在历史时空的绵延中，某一群体的共同体意识中往往表现着其中个体的思想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但同时使用共通的语言和符号，具有相似的思维模式，共享一套相近的文化规范、情感结构和生活价值观，渗透在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各个层面。从这个角度上说，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往往在其成员的现实日常生活中外显为共享的观念与习俗。正如盖尔纳指出的，“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生活观念与习俗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根基，并不断萌芽、确立、融合、重塑。自古以来，中国古代虽然朝代更迭，但文化传统始终得到发展延续，传统的价值观念随着民族大融合得到了极具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的补充和完善，并逐渐统一化为更加完整、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生活价值和观念习俗体系。比如，“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之间交往甚密，以松赞干布为例，其思想由武力强逼转变至‘渐慕华风’，追求内部统一并认同中国大一统概念。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对于人、生命、自然的看法，如‘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十善’精神、法律十二条等人际伦理和道德规范都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中得以保留。”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奉行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观念，深深根植于各民族特色文化的土壤中，是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相互认同、相互欣赏的共识性共通性产物，是各民族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观念与习俗既反映了个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也上升为集体价值判断的评价尺度和评价准则。我们加强观念与习俗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引导各族群众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践行它，成为共同价值追求、独特精神支持和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化于日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人们的社会认同或者说社会生活认同，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的思想道德观念与现实生活基础。在西藏地区，我们要通过观念与习俗共同体意识教育，加强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彼此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促进大流动、大融居、大通婚，积极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有利条件，构筑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与发展“多维空间”，营造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的环境，以此强调并追求什么是最值得过的幸福生活方式，强调并追求多民族共通的生活观念和习俗，强调并追求最能充分调动各民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生活观念和习俗，强调并追求内部具有充分多元性又始终贯穿着一条价值主线的生活观念和习俗，强调并追求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能够与我国悠久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形成强有力纽带联系的生活观念和习俗。
第四重向度：审美与风尚共同体意识。人们对“美”的感知和审美能力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随着漫长的历史演化，在不断与美的对象进行交融互动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培养出来的。因此，审美取向不是自律之物，而是始终与共同的集体记忆、集体情感和集体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审美活动不但具有强烈鲜明的个体性，始终与个人不可分离，而且也是始终蕴含有审美普遍性，与他人和群体内在相通，审美活动是一个通过个体的情感活动而达到和实现人与人心灵普遍性共通性的共情过程，其中存在一种“所有人因其天性与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而体验到的心灵状态的普遍可传达性”。中华民族审美与风尚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由审美个性与审美共性两要素有机结合起来的心理共同体。交融越是深入和广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审美交流也就越深刻、越密切，各族群众的审美心理、情感倾向、感知结构越是具有“共通性”和“趋同性”，从而形成“共同感”。进一步说，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都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自古以来，藏民族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不断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其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藏医藏药、天文历算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深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向中原不断输出新的文化内容和表现形态。比如，藏语相声表演，积极借鉴、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戏曲、音乐和舞蹈等艺术，使藏语相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比如，唐朝兴盛的“元和妆”，是将吐蕃女性“赭面”“椎髻”为特色的妆容与中原妆容融合得来。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更是实现了各族群众审美信息交流、审美心理表达的方式多样、多元、便捷，有利于各族群众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有利于发展和巩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审美共同体。
文学艺术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创作的，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加强审美与风尚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要反映这个时代的真、体现这个时代的善、创造这个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以美育德、以美化人、以美润心，培养各族群众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增强文化艺术认知，凝聚集体价值共识，唤醒集体情感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基石，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主流价值，形成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我们要生动实施具有广泛认同感和共享力的中华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工程，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同时，大力发扬各民族审美多样性的表达范式，发扬特色“各美其美”，吸收借鉴“美人之美”，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美美与共”。在西藏地区，我们要充分发挥“诗可以群”、文艺能够“团结人民”的作用，把“以整体为美”“以和谐为美”以及有无相生、虚实结合、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等优秀传统审美意识和中华美学精神创造性地融入当代西藏文艺创作，努力创作能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具有西藏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
第五重向度：语言符号与交往共同体意识。语言文字不仅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更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基本要素和鲜明标志。物质形态具有易逝性和不稳定性特点，正所谓“沧海桑田眯尘土”。唯有把其符号化建构为特定的意义感知、体验和表达形式，才能被真正凝聚、固化为民族意识的一部分，长久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承载着人的一切活动的意义。不仅个人记忆需要符号，一个民族也需要把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以符号化形式赋予知识积累和价值传承意义。作为一种思维意识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符号为媒介来促使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漫长发展过程所形成的独特的象征符号及其符号背后的意义体系、价值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这些文化符号不是自律的精神实体，而是物质实践、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共同体也可以说是“符号共同体”。正是通过符号化的过程，潜在而模糊的历史文化积淀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形式，象征符号也因此成为民族意识的固有组成要素和显性表征系统。
在这些文化符号系统中，语言文字对于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拥有全民族统一的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铸牢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维系。有学者指出：“中华文化符号按照大的类别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中，语言符号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它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发明之一和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中华民族有着形态丰富的语言文化，纵观中华民族历史长河，历代封建王朝很早就意识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交流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自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来，各朝各代至今都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交流语言文字，这已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不断流的主要载体，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巩固。”
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并且，现代语言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思考的边界，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问题的认知与思考方式。汉字不仅是具有交流沟通意义的文字符号系统，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字思维”，其与独具中华民族特质的文化心理、人伦价值产生强烈的同向性、互动性，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文献记载、一页又一页的汉字阅读、一次又一次的汉字书写，一遍又一遍地把各族人民的思维活动带入历史现场和经验空间，持续激活和焕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交流交融是前提基础和主要路径，为此，需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来提供可靠的知识理论供给与历史文化传承，打破语言文字壁垒，促进各族人民积累知识、感知历史、浸润文化、增进了解、沟通心灵，从而形成普遍共识和国家认同。我们加强语言与交往共同体教育，就是要把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建设全民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发展的有力举措，抓住青少年这个未来、干部职工这个关键、各类就业群体这个主力，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坚持交往是基础、交流是深化、交融是目的，形成“雪域家家学通用语”“万里羌人尽汉歌”的良好风尚，促进全社会在潜移默化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在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民族团结进步，事关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因此，必须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与教育，把中华民族骨与肉的血缘纽带、本与根的文化命脉、血与火的爱国基因、强与兴的历史使命研究好阐释好传播好教育好，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章。
